9月25日，一名45岁男子在北京地铁霍营站晕倒并不幸猝死。此新闻近日引发公众热议，许多网友呼吁“公众场所应普及用于抢救心脏骤停的AED(自动体外除颤器)”。回想去年11月，中国台湾艺人高以翔在宁波录制节目时猝死，也曾在网络上掀起关于对猝死救治的相关讨论。可见，猝死对我们的威胁不容小觑，即使是运动员、年轻人也都面临着极大的风险。对于猝死的防治与教育，国内外都不乏举措，其中AED、CPR、SADS等代表救助与病因的英文缩写，在各种科普文中频频出现。放眼世界，都有哪些猝死值得注意?猝死的防治与教育又该如何开展?

猝死频发 明星健将同脆弱

艺人的“利益、福祉和尊严”需要得到维护

参加真人秀的艺人的精神健康保护也同样重要

今年年初，《美国周刊》发文盘点了2019年那些离开我们的明星，除去因病逝世，猝死和自杀是文中提及最多的死因。《美国周刊》所给的名单中，40岁以下的青壮年猝死并不少见，其中演艺圈明星和运动员占据了不小的比重。明星们有时面临着昼夜颠倒的工作环境，有时承担着高强度的体能消耗，甚至为了呈现节目效果而挑战极端的温度变化，都增加了身体骤然不适而猝死的可能。

近些年来，国外媒体尤为注重对综艺真人秀中艺人猝死的报道并积极推动业界检讨，增补保护条款。《好莱坞记者》用名为“真人秀电视的阴暗面：27人惨死”的系列图文故事，回顾了近些年在综艺节目中意外身亡的明星。

2014年时，年仅32岁的埃里克·希尔在拍摄美国广播公司(ABC)制播的综艺节目《单身汉》时，因滑翔伞故障猝死。事故发生在美国犹他州的德雷珀山附近，当他从山顶出发时，滑翔伞却意外塌陷，他瞬间像钟摆一样被甩到山坡上。当地的消防发言人安德顿说，虽然当时距离地面不高，且艺人佩戴了头盔等保护措施，然而过快的速度带来的大力撞击，给他的身体瞬间带来严重的伤害。虽然节目组从出事地点将他紧急送往犹他大学医学中心，但希尔还是不幸离世。《单身汉》节目组面对CNN的采访表示，希尔从去年开始励志走遍世界，对滑翔伞也很有经验，他们对希尔的去世感到非常难过。

随着不幸事件频发，近些年来自媒体的监督和法律的管控都推动真人秀节目增强了对节目嘉宾的保护。英国《卫报》在今年3月发表评论文章呼吁真人秀节目注重艺人的精神压力与心理健康。曾为《大哥大》节目工作的行为心理学家乔·海明斯说，对于参演艺人的保护不应只限于善后服务，更应注重监管问题，例如在精神健康保护方面究竟做了哪些细致的规划，以及要听从医师的建议，对于节目参与者的健康状况提前做出是否适合参与拍摄的评估。

去年7月，《卫报》进一步呼吁出台保障措施，以保护真人秀参与者的“尊严”。英国的电视和广播电台都明确要求保护参加其节目的艺人的“利益、福祉和尊严”。评论称，这很可能改变英国真人秀的制作方式并对纪录片的拍摄产生附带影响。媒体监管机构Ofcom表示，除了要求制片人采取适当的措施以保护参与者的安全和尊严外，广播公司还必须确保公众成员“不会因参加节目或这些节目被播出而引起不合理的困扰或焦虑”。

毕竟，除了身体上的挑战，过大的精神压力和焦虑也会给健康的身体带来负面效果，增加猝死的可能。其中可能发生的风险就包括心脏骤停(SCD)和猝死性心律失常综合征(SADS)。除去遗传病的因素，关注自己是否时常感到精疲力尽、恶心、吃不下饭与睡不着觉十分重要，如有类似情况就要敲响警钟进行心脏检查，避免与风险不期而遇。

从明星们的案例中不难发现，无论是否足够年轻或热爱运动，都面临着同样的猝死风险，对于猝死的防治与教育就显得更加重要。如何在送医之前抓紧救治的“黄金四分钟”，让更多的普通民众掌握救人技术，各国都在积极着手进行科普教育。

心肺复苏 普及教育担重任

心肺复苏术担当起“兄弟的守护者”角色

日本是世界上AED设备密度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0万人分享393台设备

提到猝死的救护，在各个讲座、知识手册中出现最多的专业术语非CPR——心肺复苏术莫属。数十年来关注这项技术的人，不限于大量的医务工作者，也包括广大民众：当面对猝死威胁时，心肺复苏术担当起“兄弟的守护者”角色，为我们唤醒一丝生的希望。

美国红十字会的官方网站介绍了CPR应用于实际案例并在大量危急关头挽救生命的故事，为推广心肺复苏教育做出了有效的宣传。一名父亲介绍，他四岁三个月大的儿子迈尔斯，偷偷离开游泳池的儿童游乐区，进入了成人泳池。等他跑过去把儿子拉出来的时候，孩子已经脸色灰得像混凝土一样。他几乎无法呼吸，但肺部滋滋响动，仿佛是溺水猝死前的征兆。正当家人不知所措时，这位父亲形容，一切仿佛是精心策划好的那般，有人联络前台的工作人员，有人拨打911求救，而两名刚好即将下班的救生员，帮助他们来给儿子进行心肺复苏。这对救生员姐妹只有18岁和15岁，却在红十字会接受过专业的心肺复苏训练。她们接手小孩，并在等待911急救到来之前，镇定而协调地按压，帮助孩子清理呼吸道中的积水。父亲形容，这个过程中，他仿佛能感受到儿子的生命在流逝，而自己绝对不能没有他!他回忆起诸多与儿子相处的点滴，甚至包含他最喜欢的果酱品牌。然而，奇迹就在瞬间发生了，儿子缓缓睁开眼睛，并哇哇大哭起来。第二天，他状态不错并被宣布可以出院，这与两名年轻女孩最初阶段的心肺复苏救援密不可分。

美国的民间机构同样注重对CPR的宣导，在名为In-purse CPR的网站上，介绍了许多成功救援的案例，试图吸引全民对这项技术的关注。案例不断更新，最新的故事发生在2019年1月，家住宾夕法尼亚的骨科医师马特，在周末和妻子一起看了棒球比赛后就前往海滨别墅度假。由于太晚入睡，马特第二天一早6点被电话叫醒谈工作的时候，发现身旁的妻子发出奇怪的声音，却并没有意识回应马特的呼唤。妻子的瞳孔固定并显得膨胀，脸色发青，正是处于心脏骤停的状态。马特火速拨打911之后，就给妻子进行心肺复苏救援。这名从事骨科整形工作的医师，还是在上高中做救生员时掌握了心肺复苏的技巧，而这一次，及时的救援换回了妻子的宝贵生命。

不仅是社会团体和民间机构注重急救理念宣导和民众培训，政府也会在学校教育的过程中向更多小朋友普及救生知识。急救知识被设置为课程，内容主要包括快速判定病患是否心脏停跳，并启动紧急医疗服务，随即开始正确、规范的CPR压胸动作。

此外，教授学生们AED设备的操作使用也很关键。全名为自动体外电击除颤器的AED，能够快速侦测伤者的心率脉搏，并通过点击使心脏恢复正常运作。急救课光说不练则很难在面对实际状况时做出反应与判断，因此课上也会要求学生们进行大量的实际操作。

普及心肺复苏急救不仅在欧美国家受到重视，亚洲国家对于这项技术也取得了一定的应用成果。日本是世界上AED设备密度最高的国家，平均每10万人分享393台设备。中国台湾心血管医生林琪峻表示，这个数字是台湾的10倍之多。如果在意外发生的当时，能进行CPR急救，则可以提高2-3倍的存活率。日本国内对于急救训练的教育也初有成效，急救训练课在小学就被列入标准教材，体育课时学生们会参与集体训练，同时所有教职员工也必须学习CPR和AED的操作课程。从2012年开始，日本各地方政府也响应号召，更加有系统地在各级学校的课程规划中加入有关急救的内容。未满18岁前，日本学生都或多或少进行过急救练习，具备基本的救护能力。

体外除颤 “小小火苗”再燃烧

自动体外电击除颤器(AED)的发展和推广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

直到21世纪AED才真正广泛用于公共场所

心肺复苏术起源于欧洲，以英国和荷兰两个国家为代表，在当时它主要是为了拯救落水者而出现的。时至今日，溺水身亡仍然在人类的意外死亡中占据很大的比重，因而心肺复苏兴起于临水而居的国度，并不令人意外。

英国皇家濒死者人道救援协会的相关资料，记录了心肺复苏术发展的全部脉络。1767年，英国医生托马斯·科根在阿姆斯特丹逗留期间，对于抢救落水者的医学议题产生兴趣，并创立人道救援协会。1773年，威廉·豪斯医生也在英国开始宣传并推广人工呼吸和烟草烟雾灌肠技术，以挽救落水者。一年里，他自掏腰包悬赏给所有在合理的浸泡时间内，把人从水中救出并实施救助的人。

颇为有趣的是，早在18世纪，这些医学救援引发了教会人士的强烈不满，他们说，这太像让死人复活，但唯有上帝才有权利这么做。对此，威廉·豪斯医生强烈反驳，他说1774年就有125人在伦敦溺水，假如这些人每10人中有一人可以被救活，那么病患自己和家人亲友就是从悲伤中获救的“溺水者”，谁能认为本救援协会的宗旨不重要呢?当时，为了避免怀疑，协会开始搜寻被救活者的证言，记录现场一定要包括三位可信的证人，而其中一人最好是医生、军官或者有学识的牧师。

豪斯医生和同侪一起，明确向社会大众宣导，复苏与复活并不相同。“前者是对已经燃起的木材轻轻扇风，让火焰再次熊熊燃烧。而后者则是在生命的火花已经完全熄灭后，让尸体再次恢复生命。”自此，人道救援协会也以“也许还埋藏着小小的火苗”作为人道救援的宣传口号。直至1787年，这样的论点终于开始被公众接受——更重要的是，乔治二世开始赞助该协会。

自动体外电击除颤器(AED)的发展和推广也经历了几百年的历程。这项研究早在1775年起源于丹麦科学家Abildgaard的实验，在20世纪20年代才终于在美国纽约获得推广。最初，Abildgaard发现已经被电流刺激而昏迷的小鸡，除非电击胸部否则无法苏醒。到1899年时，瑞士生理学家Prevost和Batelli以狗为实验对象，发现当狗的心脏受到电流刺激时，需要更强的电流才能去颤，执行电击因此被进一步明确为拯救的关键行为。

直到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受到电击意外死亡的人数也突破历史新高。纽约市联合爱迪生公司，开始资助除颤器的研发。这项技术在1947年得到了重大进展，美国医生Claude Beck用特制的电击板电击心脏，成功地对一名接受胸腔手术的14岁小朋友实施电击除颤疗法。这一人体救援成功的首次案例给了医学界极大的鼓舞，当年的电击板与复制品还分别收藏在美国的博物馆里，博物馆也向后代介绍着医学先贤们为AED作出的努力，尤其是它发展的四个关键阶段。

1956年，体外电击除颤已经相当成熟，及至1968年电击器实现了轻便化，电击器的体积已经小到可以放在救护车上，让病患在入院前接受治疗。20世纪70年代具备心率自动分析功能的体外除颤机，就是今天AED的原型，它的心率判断功能让一般大众更容易判断病患是否需要电击。1980年，电击贴片取代了传统的手动电击，为AED的推广打下了基础。然而AED真正应用于公共领域却是进入21世纪才发生的事——2003年美国纽约州率先强制各级学校设立AED设备。随后，2004年美国联邦航空总署规定，大型客机都必须配备AED，机组人员需要接受训练。时至今日，国内外的公共场所中AED已经非常普遍，学校、机场、商场几乎都能找到它的身影。

赔偿津贴 逝者安息生者慰

抚恤金通常分期支付，金额根据员工生前的收入比重来确定

赔偿金的安排、分配目前存在一定困境

当不幸的意外骤然到来，家人所面临的不仅是伤痛，一系列的大小事项也需要消耗不小的开销。此时，对于猝死者的赔偿就成为大众关注的议题。由于逝者的年龄、国籍、工作等不同，所能获得的赔偿认定也就有一定的差异。

在名为NOLO的法律援助网站上，可以找到美国有关工伤猝死的赔偿说明与认定，不过具体到美国各州之间则又存在细微的差别。通常有资格获得抚恤金的是与逝者有婚姻关系或血缘关系的亲属，他们与逝者一同生活，并一定程度依靠死者的收入作为生活来源。不过也有一些州，比如俄亥俄州就放宽了条款限制，他们也允许单位为逝者共同生活的旁系亲属提供一些抚恤。

此外，对于逝者死因的界定也关系到是否能获得抚恤金。在工作时造成的死亡毋庸置疑，但并非只有在工作中丧生才能获得赔偿。除了猝死外，如果一名雇员因工作受到慢性伤害而最终导致死亡，也可以获得相应的补助。

在美国，抚恤金通常分期支付，金额根据员工生前的收入比重来确定，各州略有差异，但大体上每周付款额度是逝者生前每周平均收入的三分之二——它的金额被要求高于最低薪资标准，但同样不能超过该州所规定的最高额度。但有些州的单位也会在特殊时刻(例如最初的两年)一次性支付一笔费用，但能否因为家里的受抚养小孩较多而增加抚恤金，则又因州而异。此外，如果家属可以通过社会保障的渠道领取到一笔抚恤金，那么单位的赔偿就会相应减少，这样的条款在《纽约州工人赔偿法》中就有明确的规定。

这些分期领取的款项也存在时间的限制，以配偶为例，死亡或再婚则意味着补助计划自动失效。对子女来说，金额会提供到他们年满18周岁为止。除去帮助逝者家人生活以外，抚恤金还被用于承担几千美元的葬礼费用，并用于支付逝者在抢救期间的医疗费用，以帮助家人减缓短期内的巨大经济压力。

在美国，针对职员因工伤猝死的抚恤赔偿虽然已经具备了较为完备的法案，但由于各州规定不同，一般大众想自己对应法规去索赔则十分麻烦。在这样的环境下，也催生出专门处理猝死赔偿的律师团队提供因地制宜的套餐型法律服务。

在英国，同样有律师事务所和公益组织帮忙处理因工伤猝死的抚恤赔偿问题。英国知名的Slater&Gordon律师事务所在苏格兰、英格兰和威尔士都设有办事机构，主要业务就包括就业和人身伤害的赔偿处理问题。根据他们公布的资料，在英国造成猝死的原因多种多样，最主要的几个就包括：道路交通事故、在工作场所的致命伤害、杂项事故(含游乐园、溺水、火灾等)、难产死亡以及自杀。当上述不幸发生，家人面临的最直接挑战就包括情绪伤痛、财务困境、实际挑战和法律问题。

然而该事务所的资料指出，根据法律，猝死者的赔偿金运用存在一定困境：除了已婚伴侣可以获得一笔2000英镑的免税补助外，其他家属还要对补助金款项进行二次分割。但2011年开始适用的《苏格兰损害赔偿法》对失丧亲人的补偿范围没有做法律限定，也就是并不是只有逝者的父母、子女或配偶才有权获益。但猝死者往往没来得及留下遗嘱，这就给后续的财务安排和分配增加了难度。

本版文/武冰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