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红白喜事大操大办、村内公共空间无序等乡村治理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

强化党的建设，加强党对乡村治理的全面领导，推动党的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纵深下沉;

创新村民议事协商的形式，让农民群众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主力军和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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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首批发布20个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后，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第二批典型案例，北京市平谷区“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天津市北辰区乡村治理“五步诀”、河北省河间市“四位一体”联动工作法等34个共六类案例榜上有名。

“总结推广典型案例，既是落实今年中央1号文件关于‘推广乡村治理创新性典型案例经验’的具体举措，也是典型引领、推进工作的一种方法。”农业农村部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介绍说，这些案例层级丰富、形式多样、特色鲜明，从加强党的领导、丰富议事协商形式、创新基层治理方法、强化县乡村三级联动、引导多元主体参与、解决突出问题六个方面进行了归纳，针对乡村治理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建设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

对捐款捐物、志愿服务等好人好事以及参与村级事务150多项给予信用加分;对一些不遵守村规民约，比如乱扔垃圾，不赡养老人等60多项不文明、不道德的行为给予扣分……山东省荣成市积极探索以信用为抓手的积分管理模式，目前已取得显著成效。

两年来，荣成的社会矛盾纠纷减少22.8%，农村不文明行为由10%下降到不足1%，农村志愿者服务队伍由两年前不足5000人达到现在的15.7万人。

宁波市鄞州区则以全国首批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为契机，将基层小微权力监管纳入区域治理现代化的体系建设中，推行基层公权力“三清单”运行法。

宁波市鄞州区委书记褚银良说，“在宁波市鄞州区，只要点开基层公权力智管平台，群众就可以清楚知道所有村务如何办理，大到村里的项目工程、集体资产处置，小到户口迁移、出生证明等。”

张天佐说，机构改革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立足职能定位，做好乡村治理的工作统筹、部门协同、机制创新、试点示范，大力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一方面，联合中宣部、民政部、司法部等部门创建99个全国乡村治理示范镇和998个示范村，为各地推进工作树立了一批榜样。

另一方面，联合中组部、中宣部、司法部、民政部等6个部门在全国选取115个县(市、区)开展乡村治理试点工作，围绕8个方面内容进行探索试点。张天佐说，“试点启动一年来，已经取得阶段性的重要成效。”

正是在此引领下，各地不断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创新方式方法、提升能力水平，涌现出一批好经验好做法。

张天佐认为，从总体上看，乡村社会正在经历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乡村治理面临新老问题交织、现代与传统碰撞、各种社会风险集成叠加的新形势，强化实践探索、总结成功经验尤为重要。

因地制宜治理天价彩礼

近年来，一些农村地区天价彩礼问题、人情比附、婚丧事大操大办等不良风气蔓延盛行，成为农民群众的揪心事、烦心事和操心事。

为解决这一问题，农业农村部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把不良风气的治理作为一项重点，因地制宜采取合适的措施进行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

治理不良风气成为不少地方乡村治理中一个重要着力点。比如去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中，河北邯郸市肥乡区通过六项措施推动不良风气专项治理，取得良好成效。

今年发布的34个案例中，河北河间市破除婚丧陋习，推动不良风气的治理。“这些典型案例的共同特点，概括起来，就是在基层党组织的领导下，依靠村民自治组织采取必要的约束性措施进行治理。”张天佐说，同时要求农村的党员干部带头执行，党委政府采取必要适度激励和约束措施，推动乡风文明的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

具体而言，在市县区层面由党委政府进行统筹部署，营造一个专项治理的氛围;充分发挥村民自治组织作用，完善村规民约或者制定红白喜事标准，让治理有章可循，并体现出大多数老百姓的意愿。

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出台一些配套的激励性措施和约束性措施，通过正反两方面来进行引导和推动。如免费在当地景区进行参观、免费乘坐公交、优先办理有关证件等。

“通过一系列的配套措施，依靠村民自治的力量和适当的方式，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张天佐指出，从成效来看，这些地方红白喜事盲目攀比、大操大办、天价彩礼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

村民红白喜事的操办支出费用大幅度降低，得到了广大农民的支持和拥护，也塑造了文明乡风。

成乡村治理政策体系

“十三五”即将收官，五年来，乡村治理取得重要成就。张天佐认为，其中显著成就之一是各级各有关部门围绕乡村治理的一些重点领域，如基层党组织的建设、村民自治、法治乡村建设、乡风文明等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形成比较完整的乡村治理政策体系。

同时，各级各有关部门在“十三五”期间不断总结和提升基层的实践探索，建立一些制度安排，比如建立健全积分制，用积分制来推进乡村治理，从一个工作方法变成各地的一种工作制度安排;推进小微权力的清单制度、推动一村一法律顾问制度等，推出一批符合农村实际的制度性安排。

此外，形成统筹推进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在国家层面，为加强各部门间的统筹协调、形成工作合力，国家层面建立中央农办牵头的全国加强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同时，20多个省份成立领导小组，定期会商重大事项。

张天佐强调，通过乡村治理工作的深入推进，各地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加强，村民议事协商形式不断创新，法治乡村建设深入推进，乡风文明建设得到加强，公共服务资源不断向乡镇和村下沉，乡村治理的能力和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

本报记者 侯建斌